求是精神：浙江大学的传承与创新

摘 要：求是精神是浙江大学的文化血脉。建校伊始的求是书院为浙江大学确定了“求是”的初心；竺可桢时期和西迁年代的浙江大学正式将“求是”精神确立为校训；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在新时期提出“求是创新”的口号；新时代的浙江大学不断传承着“求是创新”的传统。创新与求是一脉相承，创新是建立在求是精神基础上对时代问题的追问与解答，内含着对求是精神的赓续发展。求是精神在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大学文化离不开大学精神的引领，高校育人应注重将大学精神熔铸为大德情怀。

关键词：求是；创新；浙江大学

求是精神的文化血脉源远流长，既延绵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也镶嵌在西方追求真理的历程之上。近代以来，“求是”一词逐渐与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紧密相连，成为浙大人的精神气质。一般来说，校训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大学的价值共识，凝结着大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追求。“求是”，就是浙大的校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18次到浙大调研，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多次为师生作报告。习近平同志在浙大为师生作题为《继承文化传统 弘扬浙江精神》的报告时指出,作为浙江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求是精神，是百余年来浙大办学理念的浓缩和凝练，是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崇高追求的高度概括。[1]回顾浙大的历史，不难发现，求是精神象征着浙大的初心和使命，浙大始终以传承和创新求是精神为己任。新时代，求是精神必将继续为浙大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提供思想滋养和实践指南。

“求是”初心与浙大的创建

19世纪末，洋务运动的破产，宣告清王朝的统治即将走向尽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运动领袖们开始提倡办学堂、学西学。时任杭州知府的林启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反对旧式学堂，着手开办新式教育。1897年，林启创立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创建之初，正值外侮入侵、家国动乱，青年学子大多希望能够学有所得，早日报效祖国。因而，林启将书院取名“求是”，有“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意义。可以说，求是书院的创立彰显了“学术救国之自觉及牺牲利禄之精神”[2]。

“求是”初心，系于救亡图存。林启对旧式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的做法深恶痛绝，主张求是书院必须注重实学，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办学之初，林启曾向梁启超请教，梁启超针对洋务派只重视西学的技术之弊病，指出“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3]因而，求是书院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以八股取士为首要目的的旧式书院，也不同于洋务派创建的只重视传授西方技术的学校，而把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培养目标。求是书院的课程虽然以西学为主，但也包含经史和国文课，注重培养综合型人才。林启特别强调学生要关注时务，要求报名入学者“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因而当时求是书院国文课的考试内容也多是时务策论。[4]学生不仅要在校内积极学习，而且在课外还要积极传播民主思想，身体力行地反对君主专制。求是书院后来曾几经易名，但书院的性质不变，“求是”的初心未易。在求是书院办学期间，培养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日后积极投身革命，为辛亥革命等爱国运动储备了大量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浙大前身的求是书院，在建院之始就将“求是”确定为立院之名号，表达了决心和目标，也说明了“求是”这颗初心早已嵌入了浙大的办学历史中。

求是精神与浙大的传统

1928年，浙大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受抗战影响，浙大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七年，1946年秋回迁杭州。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被划分成多所单科性大学。1998年，源出一脉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浙大历经艰辛、筚路蓝缕，但始终不忘“求是”初心，逐渐将求是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传统。

第一，竺可桢任校长期间的实践为浙大进一步确立了求是传统。竺可桢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儒家传统，尤其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多次在其演讲中提及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经世致用之才的重要性。由于曾经留学美国，竺可桢深受哈佛大学校训Veritas（求是）精神和导师制的影响。基于此，竺可桢提倡将求是精神融入浙大的校训和办学中。1938年11月19日，经竺可桢提议，浙大校务会议讨论，确立以“求是”为浙大校训。在竺可桢看来，学生不能“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了，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循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5]他还引用《中庸》中的话，将求是的路径概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6]。竺可桢认为，从求是书院到高等学堂，浙大传承了“诚”和“勤”的校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因而风气朴实。[7]这种务实的作风也体现在竺可桢对大学教育目的的认识上，他认为，求学的目的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人生的目的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8]为此，在办学实践中，竺可桢提出教授治校的理念和导师制的具体原则，倡导教训合一。竺可桢强调德智并重、全面发展，既重视智育在培养学生批判反省精神方面的作用，又强调德育作为“行己立业的指南”在指引人生方向方面的作用。因而，即便是在西迁的艰苦岁月，浙大的师生也践行着将科学研究与服务民生相统一的思想，办工厂、农舍、学校，为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正是秉持着求是精神，西迁时期的浙大培养出了众多“两弹一星”元勋和两院院士等杰出人才，为国家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求是传统奠定了浙大的文化底色。求是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探求真理，所谓“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在浙大1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求是”的品格逐渐凸显，“求是”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为了回望和传承求是精神，2012年起，浙大开展为期三年的“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讨论所形成的“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浙大人共同价值观是对求是精神的具体阐释，概括的“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的浙大精神是对求是精神具体路径的凝练。浙大精神和浙大价值观，是新时期浙大的文化标签，也是求是精神在浙大人身上不断传承的深刻体现。不仅如此，浙大师生不忘本来，多年来始终坚持重走西迁路，打造以话剧、校园雕塑等为载体的西迁文化，传承“求是人”爱国奉献的情怀和不畏艰险的品格。可见，“求是”的品格和作风早已内嵌为浙大的文化基因，熔铸和延续在一代又一代浙大人的文化血脉中。

创新为要：赓续新时期求是精神

与时俱进的求是精神，正不断被浙大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浙大传承求是精神的历史，也是发展和创新求是精神的历史。

第一，创新与求是一脉相承。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做出的创新性解释，体现了对“求是”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可见，“求是”即追求真理，其中内含着不断揭示事物本质的意蕴。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在准确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将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效贯通，是对社会规律和时代潮流的自觉遵循，其实质在于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不断推动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革新。因而，求是和创新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求是是创新的先导和基础，创新是求是的时代要求和表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求是和创新也是知与行的统一，求是解决的是理性认知层面的问题，创新则是在实践层面回答了如何践行求是。竺可桢在秉持求是精神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材。”[10]领导型人才正是坚持求是精神与创新精神的统一。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浙大学生交流中也曾对求是与创新做出阐释。他说：“‘求是’源自古文，‘创新’取自现代，四字融古通今。求是，就是孜孜不倦追求真理，这是创新之基，也是你们走向社会安身立命之本。”[11]由此可见，求是与创新须臾不可分离，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创新精神在浙大的发展传承契合着求是精神。自成立以来，求是书院坚持独立自主办学、讲求实学，这种精神本身就彰显着创新情怀。新时期，浙大在传承“求是”校训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推崇和强调创新。197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大校长的钱三强院士，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求是传统，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之后，路甬祥校长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1988年，浙大确立了“求是创新”的校训。[12]从林启提出“讲求实学”，到竺可桢校长“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讲求实学、追求实干是求是精神在大学理念上的体现。面对时代主题的转换，求是精神在浙大育人理念上的具体内涵也适时转变。20世纪末，浙大提出要“培养基础宽厚的专门人才”。此后，浙大不断深化对育人目标的认识，从“知识、能力、素质（KAQ）并重”，到“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并重”的KAQ2.0阶段，到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培养目标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但不变的是对卓越的追求。这是对求是创新精神在育人层面的时代性阐释。

第三，浙大以求是创新精神为指引，逐步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林启先生曾言，“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 [13]百年转眼过，箴言犹在耳。求是创新是浙大对人才培养的核心素质要求，与立德树人所内含的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理念相呼相应。浙大将立德树人理念和求是创新人才培养相衔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育人举措。例如：创新创业教育是浙大的鲜明育人特色。创新创业所需的吃苦耐劳、勇攀高峰的精神品质，是“不计利害，只问是非”的求是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和倡扬，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具体要求。又如：近些年，浙大越来越重视通识教育，创建竺可桢学院，坚持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模式，建构了独具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2019年，浙大又发布《浙江大学通识教育白皮书》，披露了浙大未来通识教育的具体计划和一揽子举措，并着手将通识教育理念向全校范围扩展。立德树人离不开教师的引领,为鼓励更多教师成为学生成长的领路人，学校相继举办了“书记有约”“校长有约”“五好”导学团队评选、永平奖教金评选等活动，建立了以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示范基地为代表的一系列育人特色基地。2017年8月，浙大发布了新的学生评价体系，将思想政治表现和道德品行正式确立为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俯下身子做事，勇立潮头创新”已经成为当代浙大人的鲜明特点。近几年，在浙大毕业的学生中，选择服务西部、扎根基层的人数不断增多，反映出学校家国情怀培养、求是创新精神教育成效凸显。

结语与启示

在两个甲子的峥嵘岁月中，求是精神逐渐融入浙大人的精神面貌、行为特征和思想品格中，成为浙大人的精神特质。浙大的办学历程也见证了求是精神的传承与创新。这对高校如何结合大学精神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发挥大学精神引领作用。一般而言，大学精神是大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逐步积淀的产物。求是精神产生于浙大的建校之初，注定了浙大与“求是”初心的不解缘分，也昭示了浙大的求是血脉源远流长。大学文化是大学精神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特定的校园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14]。以大学精神熏陶和培养人，离不开大学文化这一主渠道。浙大通过凝聚全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观、打造文化品牌、构筑文化景观等方式，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相统一，让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有机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求是精神正逐步融入一代代浙大人的血液，成为共同的精神标识。

第二，善用大学精神铸造大德情怀。大德是一种对国家、对社会的德，是将内在于个体的德性发扬光大所形成之德。大学精神作为上层建筑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它必须融入社会进程中，引导学生将所学习的知识和本领与社会发展需要相联系、相转化，使受到大学文化熏陶的个体自觉将大学精神转化为大德情怀，形成健全的人格素质。浙大的办学历史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同步。从求是书院创建以来，浙大始终站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前列，“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是浙大人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从求是精神的发展历史回顾浙大的办校历程可以发现，浙大始终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浙大人始终将个人发展与民族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的浙大精神，与浙大贯彻立德树人的理念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曾亲切勉励道：“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5]新时代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大学作为培养人才、创造知识的沃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重要支撑和坚强后盾。大学精神作为大学特色的集中体现，作为大学发展的精神支撑，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面前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体现，浙大的求是传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缩影，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有益启示。（作者：代玉启 刘妍，单位：代玉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项目编号：18JDSZ1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7-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8GH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习近平同志关心浙江大学发展纪事[N].浙江日报，2018-12-10（2）.

[2]《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54期，1947年5月29日.

[3][4]许建平.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求是书院[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111-121.

[5][6][7][8][1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463，461，371，373，455.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11]任少波，郑强，胡旭阳.求是创新：浙江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56.

[12][13]徐波.赓续求是精神践行创新使命[N].浙江大学报，2018-12-28（4）.

[14]刘亚敏.大学精神探论[J].未来与发展,2000(6):61-64.

[1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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